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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中蒋介石最大的败笔

归档日期:10-30       文本归类:后方指挥所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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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用人只要对自己忠心,不管到底有没有能力,都会得到蒋介石的提拔,高官厚禄指日可待,这就造成蒋介石手下的将领们真正能打的很少。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悍然发动内战。

  当时,蒋介石鉴于桂系军阀的声势越来越大,十分忌恨,生怕桂系军阀对自己有所不利,于是就免去白崇禧“国防部长”一职,让他出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中剿总司令。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权衡利弊之后,委任晋绥军出身的傅作义为华北剿总司令,而并没有派自己的嫡系去坐镇华北。

  蒋介石对白崇禧和傅作义的人事安排,都有其一定的目的性,是内部各种势力派别相互较量的结果。可是蒋介石的这两个人事安排,最终要了蒋介石的命。

  淮海战役期间,战场吃紧,蒋介石手上的兵力严重不足。于是蒋介石想让华北的傅作义率部南下支援,傅作义百般阻挠;他想让华中的白崇禧率部东进参战,白崇禧死活不去,甚至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扣留。

  白崇禧向来有“小诸葛”的称号,但是他在淮海战役,也就是徐蚌会战中的表现却不敢恭维。他军事生涯的最大败笔,就是淮海战役期间的见死不救,连基本的“唇亡齿寒”道理都没有参透,不仅断送了军队在中原地区的80万精锐,也让蒋介石恨之入骨。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底开始的淮海战役,方面被称之为“徐蚌会战”,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和蚌埠,更是南京的门户,因此这是关乎国共两党命运的大决战。

  人民解放军的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开始联合作战,主力部队超过60万人,而军也动用了中原地区的全部机动精锐,总兵力接近80万人,双方把长江以北的兵力均使用到极限,最后一个军(纵队)都可能会影响战役结果。

  蒋介石无奈之下,亲自下达命令调动第十三绥靖区的第2军与第20军同行,遭到白崇禧强硬反对,甚至出动了剿总警卫团看押了调兵所用之轮船,蒋介石在电话里大骂白崇禧不服从命令。

  于是第20军成为最后一支增援淮海战场的部队,而当该军缓慢爬行到战场附近时,淮海战役已近尾声,黄维兵团全军覆灭,意外接到逃出来的兵团副司令胡琏后,第20军火速调头逃离徐蚌战场。

  展开全部1948年11月5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将军率领华野15个步兵纵队、1个特种兵纵队以及冀鲁豫军区、江淮军区4个独立旅约40万人马,从东起江苏赣榆西至山东单县七百余里宽的鲁南平原迅猛南下,正式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在此后的65天时间里,国共双方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宽广战场上,投入了一百多万部队激烈搏杀。其中军更是精锐尽出,不仅组建不久的机动兵团倾巢而出,而且全副美械装备的数个“王牌军”也尽数投入。近80万嫡系精锐部队气势汹汹,就连蒋介石的三公子蒋纬国也率战车团直接参战,大有挽回颓势、一举扭转战局之势。然而,不过2个多月时间,这一切便灰飞烟灭,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及实际指挥的其中5个机动兵团部(第2、7、12、13、16兵团)、1个绥靖军区、共22个军部、56个师旅及连同其他部队共计55万军队被解放军消灭。蒋介石在中国南线的精锐主力部队损失殆尽,失去了与解放军在大陆较量的最后资本。此后不到半年时间,蒋介石集团便溃逃台湾。在这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决战中,军队为何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独裁等原因外,可谓错综复杂,恐怕不是几篇文章能够说得清楚。但从军事角度来看,高级将领战场指挥的几次重大失误是把军推上不归路的重要原因。本文从这个角度来重新解读这场半个多世纪前的大规模战役。

  1948年11月6日集结在徐州与连云港之间新安镇的黄伯韬第七兵团10万余人奉命西撤徐州。就在前一天,粟裕的华野40万解放军已经滚滚南下,而黄百韬兵团西撤乃是侧敌而动,中间只有部署在临城、枣庄到韩庄、台儿庄一线并不怎么靠得住的第三绥靖军区冯治安部的2个军(第59、77军)可以起到掩护阻击作用,形势非常危险。按照常理,此时应该以最快的速度不惜一切代价向徐州靠拢,正所谓兵贵神速。然而,作为前线指挥官的黄伯韬却犹豫不决,坐等在新安镇等待驻连云港的44军归建而耽误一天时间,派63军外出征集集民船而脱离兵团,坐视部队壅塞于运河东岸秩序混乱,以至刚渡过运河不久就被包围。这其中当然有第三绥靖军区战场起义,未能起到阻滞解放军的作用;也有徐州剿总判断失误,始终没有搞清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没有及时在运河上架设浮桥,积极掩护黄伯韬兵团西撤等种种原因。但是,黄伯韬临场的几次指挥失误也是其最后覆灭的重要原因:

  首先,战场形势判断失误。虽然在11月5日在徐州“剿总”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黄伯韬就认为解放军首要的攻击目标是自己远离徐州、形势孤立的第七兵团,最后也成功说服前来督战的国军总参谋长顾祝同下令他收缩徐州,但他仍然抱有侥幸心理,觉得时间还充足,华野解放军动作不会很快。加上贪图5个军的完整编制,便于11月7日在新安镇足足等44军归建整整一天,白白浪费了宝贵的西撤时间。其次,战役行动准备不足。西撤徐州不仅关系到黄伯韬兵团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是关乎方面整个战役的总体部署。面对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黄伯韬的准备工作却显得异常苍白无力。行动的关键是渡河,在明知运河上只有一座铁桥,而徐州工兵一时无法接应的情况下,黄百韬却在11月6日一整天毫无作为,既没有搜集渡船,也没有事先派自己的工兵架设浮桥,更没有制定详细有效的渡河计划。结果,当8日部队通过运河时发生了混乱,延误了时间。如果能够预见到这些情况,即便没有工兵,几十米宽的运河难道能够阻挡10万正规部队吗?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作为兵团指挥官,黄伯韬竟然让所属的63军在敌情不明,地形不明的情况下,贸然离开主力,开赴堰头、窑湾地区征集民船自行渡河,结果被歼灭,未开战便损失一个军。第三,临场指挥犹豫不决。其实,即使到了11月8日,华野解放军依然没有完成对黄伯韬兵团的彻底包围。可以说在黄伯韬把兵团部设在碾庄的时候,他还是有机会摆脱被合围的困境。但是,他却没有把握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以当时的形势,黄伯韬兵团已经离开有工事依托的新安镇一天以上路程,西距徐州还有20多公里。同时,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的严令下,以11个纵队零两个旅的兵力,从东、北、南3个方向呈一巨大的口袋状向黄兵团扑来。此时,黄伯韬只有一线生机,就是赶紧朝西急进,哪怕损失一部分兵力,至少主力能够摆脱不利局面。由于第三绥靖区起义,原本驻守徐州东面大许家、曹八集一线的李弥十三兵团后撤徐州,而这两个地方也正是黄兵团能否摆脱困境的关键所在。在8日晚李弥兵团撤走,华野部队尚未赶到的时候,粟裕的包围圈还有一个小小的缺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黄伯韬却没有派出足够兵力抢先占领这两个重要节点并进行顽强阻击,为主力部队撤退赢得时间。而是安营扎寨,把这两个战略要地拱手让给解放军。战时指挥员最忌逡巡犹豫,一旦下定决心,就应该坚决贯彻。历史恰恰开了一个玩笑,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把一个错误的指挥官放到了一个错误的局中。这也许是反动派的不幸,但却是解放军的大幸!

  让我们回到1948年11月9日,此时的粟裕将军却没有给黄伯韬留一丝犹豫的机会,在李弥兵团撤出大许家、曹八集一线的当晚,具体说是后半夜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七、十、十三纵队便迅速南下,与陇海线南侧的第十一纵队以及江淮独立旅南北对进,迅速占领了这两个徐东的重要据点,彻底切断了黄百韬兵团唯一出路。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可以说基本达成,剩下的只是如何围困,如何打援以及如何最终吃掉黄伯韬的事情。至于黄伯韬兵团的最后命运,似乎已经注定!结果,黄伯韬兵团剩余的7万余人在碾庄地区被围歼,黄伯韬亦自杀。[附:粟裕将军当时命令如下:(一)电告山东兵团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排除一切困难,迅速插向徐州以东大许家、曹八集地区,截断黄伯韬兵团西逃退路,分割其与徐州之敌联系;(二)命令第十一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经土山镇向大许家前进,由南向北,配合山东兵团断敌退路;(三)命令第一、第六、第九纵队和鲁南纵队及中野十一纵队,立即从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沿陇海线南侧向西追击;(四)命令第四、第八纵队沿陇海线北侧向西追击;(五)各部应不惜一切代价,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敌人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务必全歼黄兵团,活捉黄伯韬!]

  如果说黄伯韬是硬生生地被粟裕给兜住的话,那么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则是自己一个劲地钻进了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为他设下的口袋。自1948年11月8日离开河南驻马店、确山,黄维兵团就在蒋介石的严令下,昼夜兼程向徐州方向开进。曾几何时,黄维也是踌躇满志,毕竟他的十二兵团乃是“国军精锐”,辖4个军和1个快速纵队共12万人,其中就有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全美械装备的第18军。不要说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就是在整个亚洲也是数一数二的。作为兵团司令官,他相信,有这么一支生力军加入徐蚌战场,胜利的天平一定能够很快向己方倾斜。但是,当我们展开地图仔细琢磨一番,就会发现按照十二兵团的行进路线,摆在他面前的是纵横交错的河田水网地带,自西向东依次有:颖河、西淝河、涡河、北淝河、浍河等大小河流,南面是淮河。整个地区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黄泛区,地理条件非常不利。一年前的解放军中原野战军逆着几乎相同的路线千里跃进大别山,虽然达成了战略目标,可是重装备却也损失殆尽。更何况当下的黄维兵团全部重车重炮,必定深陷其中,无法快速机动,如果沿途遭遇阻击,进展就更是可想而知。然而,不知是对敌情、地形的无视,还是对执行命令,尽快加入战场的渴望,黄维毅然率领十二万重装备的部队蹋入了泥泞的黄泛区。

  果然,从11月8日出发,到11月25日攻占双堆集,整整17天,他总共前进了不到200公里。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作为一个集团军的最高首长,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了数十年的中将司令官,难道连地图都不会看,难道就不会选择更一条合适的进军路线吗?不能否认的是,黄维毕竟是有经验,有资历的指挥官。 11月12日,他略施小计,率部向南,经新蔡直奔阜阳,顿时打乱了中野解放军第一、二、六纵队的颖河阻击计划,可谓机动灵活的神来之笔。可惜,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能看到黄维还有什么精彩表现。三天之后,占领宿县,切断了津浦线,也割断了徐州集团与蚌埠集团的联系。19日,黄维兵团赶到蒙城,连日阴雨,加上被中野利用河流节节阻击,已经显现疲惫之像。此时,无论从地形上还是从敌我态势上,都已经可以判断出如果再按照原计划东援,势必是背水一战。此时,黄维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按照命令,继续向宿县攻击前进,打通徐蚌线,进而北援碾庄;二是立即改变方向东南转进,到达固镇和蚌埠一线,与南线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会合,然后相机北进。显然,对于当时的整个战局以及该兵团的处境来讲,后者更加合理,起码可以暂时稳住阵脚,冲出黄泛区,摆脱孤军侧敌而动的危险局面。当然,无论采取哪个方案,都要立即行动,一点都不能耽搁。

  可是,黄维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呆在蒙城没有动,等待第85军的归建。如果说黄百韬等44军是有命令在前,贪图编制在后的线军归建完全是过高相信自己的实力,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你在那里观望不进,可解放军却在调兵谴将。到了21日,黄维在蒋的一再催逼下,选择了第一种方案,离开蒙城,向宿县挺进。这时,他根本不知道第七兵团已经覆灭,黄伯韬本人也于22日自杀身亡。24日,经过三天激战,黄维十二兵团终于占领了浍河南岸的南坪集一线公里。此时,大量情报表明解放军已经在其正面构筑了大量工事,左翼和后卫也遭到猛烈攻击。当黄维在南坪集兵团部里把这些情报连成一线时,发现一个口袋阵正向他迎头兜来,而他的背后却是一连串弯弯曲曲的河流。但此时,黄维兵团尚未四面受困,还有一线生机,它的东南方向还没有解放军的主力。如果当机立断,迅速转向东南,朝固镇前进,40多公里的路程,强行军一夜即到,依然可以与李延年兵团会合。

  可是,黄维又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他先是命令经双堆集向固镇转进,但又磨磨蹭蹭,等待蒋介石的命令,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开始行动。可到了双堆集发现部队有些混乱,于是决定在双堆集休整一天,次日再全线出击像南转进。在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却如此朝令夕改,呆板机械,焉有不败之理!1948年11月27日,黄维兵团被中原野战军于大规模的混战中合围于方圆不到10公里的双堆集地区,19天后,第十二兵团被全歼,黄维被生俘。

  有的资料认为黄维兵团的覆灭是由于蒋介石的胡乱指挥,战场地形不利以及后来的85军110师廖运周部的临阵起义等因素所造成,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作为战地指挥官的黄维骄横轻敌、当断不断,不根据实际情况一味机械执行命令才是该精锐兵团最后全军覆没的关键原因。

  应该说,淮海战役中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是实际上的战区最高指挥官,应该相当于一个方面军司令官的角色。但可悲的是,他当时既缺少临机决断的权力,也没有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更缺乏“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魄。在整个战役的发展过程中,他不是没有扭转局面的机会,但始终主意不定,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由内外两根绳子牵动的木偶,最后打也打不了,走也走不成,和他的三十万大军一起在一个叫做陈官庄的小村子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杜聿明唯一的一次机会出现在1948年11月11日。此时,他刚刚接任剿总副司令,受命指挥徐州战场的军(实际上代替了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的指挥权)。3天前,右翼的黄百韬兵团被包围,国防部命令他指挥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东援黄百韬。同时,从华中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正在向徐州前进,南线蚌埠固镇一线还有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伺机北援。杜聿明此时手握7个机动兵团60多万兵力,虽然形势不利,但如果指挥得法,完全可以一战。我们再来看看当时解放军方面的情况,华东野战军的兵力部署基本上是三分之一用于打援,三分之一围歼黄伯滔兵团,另三分之一留做预备队;中原野战军的主力则全力堵截黄维兵团东进北上,另一部准备攻取宿县,切断津浦路,监视蚌埠。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华野不能迅速消灭黄伯韬兵团,又奈何不了邱、李、孙三兵团,僵局稍有闪失,战役成败就可能逆转,战机稍纵即逝。

  杜聿明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当时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以黄伯韬兵团坚守碾庄一周至十天,以李弥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联合黄维兵团一起以绝对优势兵力(共11个军,近30万人)先击破中野解放军的6个主力纵队(约13万人),然后回师向东,解黄伯滔兵团之围。(第一方案如执行,则具体计划可能是派战斗最强的邱清泉兵团,作为向西进攻的主力,孙元良兵团沿津浦路南下,重新夺回宿县,一来保障运输线的畅通,给留条后路,二来可以作为邱清泉兵团的侧翼,保障其不被华野攻击。李弥兵团则在徐州附近展开,打阻击战,防止华野派援军去救中野,占领宿县后的孙元良兵团应立即就地修整,让部队恢复元气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好迂回攻击即将到来的华野援军。这样一来解放军可能会陷入相当困难的境地,华野虽然包围着黄伯韬,但西有李弥,南有孙元良,受到三面压迫。如分兵去救中野,不但必须分兵使用,而且一要和李弥打阵地战,二要留出预备队对付虎视眈眈的孙元良,被包围的黄伯韬又可能趁机突围;如继续全力攻击黄伯韬,一时半会不能打下来,而另一边中野内外受敌估计很快撑不下去,李弥,孙元良又在一旁以逸待劳,随时等着给予疲劳的华野以致命打击。)二是按照命令,以孙元良兵团守徐州,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全力东援碾庄,同时命黄维向徐州急进。稍有战略头脑的人都会明白,第一种方案是一个出奇制胜,断敌一指的有力计划,如果当时采用了这一方案,即使最后黄伯韬兵团被歼,但能够咬住甚至击破中野解放军主力,也能够扭转战局。而第二个方案则正中解放军下怀,乃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笨办法。采取一种方案的顾虑也不是没有,主要是两点,一是黄伯滔兵团能够坚持多久,二是中野解放军主力能否被抓住。后来的事实证明,黄伯韬兵团从被围到最后被歼整整坚持了13天,而中野解放军主力当时正在徐州西南全力阻击黄维也实际上被缠住。可惜的是杜聿明不是粟裕,敢于在关键时刻拒理力争甚至直言抗上,他也没有东吴鲁肃那种力排众议的气概。在患得患失中他选择了自以为稳妥的第二方案,全不顾战争就是冒险,出奇才能制胜。等到对手完成战略部署,黄伯韬被歼,黄维被围,这时他的徐州孤军又怎能腾出手来同时和解放军两大野战军较量。

  当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进行到尾声的时候,杜聿明所率的徐州集团的三个兵团已经失去了扭转战局的资本,但并非没有全身而退的机会。杜聿明对当时的形势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那就是要确立所谓“要打就不走,要走就不打”的原则 。趁黄维兵团牵制中野主力的机会,将徐州部队经永城撤到阜阳,以淮河为依托,从新集结力量。经蒋介石同意,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率徐州集团开始撤退。要说组织撤退,杜聿明可是一把好手。远的如抗战期间的远征军撤退野人山,近的如辽沈战役后期的葫芦岛撤退,可谓经验丰富。在行动前,他虚晃一枪,命部队继续猛烈攻击,迷惑解放军,同时主力采取“滚筒战术”,相互掩护,逐次向永城开进。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于12月3日抵达距徐州50余公里的李石林、孟集一线,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可以到达安全地带。这时,忽然接到蒋介石手令,命他率部向濉溪口攻击前进,解黄维兵团之围。生死存亡在于呼吸之间,杜聿明知道违令按原计划行动,还有生的希望,遵命行使只有死路一条。当他在孟集犹豫、滞留的时候,却给解放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最终他严格执行了蒋的命令,率部由东南方向转向了西南方向,则更是钻进了和粟裕给他设下的口袋,终于在12月6日又被合围在陈官庄。至此,淮海战场上军最后的两个重兵集团——黄维十二兵团和杜聿明集团(二、十三、十六兵团)被解放军结结实实地围在两个相距不到30公里的包围圈中,而此时,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向北增援行动亦受阻于固镇外围,国军无奈地等待最后的时刻的到来。

  硝烟散尽,当我们再来回顾那场惊心动魄的厮杀,胜负似乎早已注定。但对比双方战场指挥者,我们不难看出,一方坚定果断,令行禁止,另一方却犹豫不决,畏首畏尾;一方指挥若定,上下同心,另一方战术失当,阳奉阴违,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在徐州交汇,宛如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把蒋介石的近80万精锐嫡系军队牢牢地钉在了上面,60万完胜80万的结果则永远成为战争史上最经典的战例。战争其实从来就没有绝对的优势,胜利总是青睐拥有出色的战争谋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勇敢顽强战斗作风的一方。这些,也许能够为我们后来者提供一定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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